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勃兴于漠北，悍勇的蒙古军在几十年间横扫欧亚大陆，灭国数十。然而，蒙古的军事征伐遇到了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长达40余年间的拉锯战中，南宋凭借其城防与水军，还有一些有才能的指挥官，居然得以苦苦支撑，且使蒙古军屡遭重创。蒙古的第四代皇帝蒙哥汗竟死于顽强抗击的合州城下。第五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和一些大臣最初甚至打算放弃灭宋。后来在降将刘整的劝说和建议下，元朝将主攻方向转移至襄阳，并且编练了强大的水军。此两项关键性的战略部署果然奏效。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襄阳被元军攻破，接着元军顺江东下，于是军事形势大变。当时南宋的朝政掌控在权臣贾似道的手中，贾沉湎于糜烂的生活，视军国大事如儿戏。整个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一时降官如毛、降兵如潮。但是，在这个国运衰颓的危急时刻，却仍有一大批志士仁人为挽救国家危亡，以“英雄未肯死前休”的气概（《文山先生全集》卷13《纪事》，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乌程许氏藏明本），进行百折不挠的苦斗。史册上著名的有张世杰、陆秀夫、张珏、李芾、姜才、李庭芝、陈文龙等人，而其中最为著名者，当然是状元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是吉州庐陵县人，出生于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公元1236年6月6日），21岁参加科举考试。针对当时宋理宗的嗜欲怠政，他在御试策中反复强调“自强不息”的道理，进行规谏，落笔万言，不起草稿，一气呵成，故理宗钦点状元。此后，文天祥在担任朝廷和地方官职的时候，多次批评弊政，因而受到一些打击报复。在官场蹭蹬、岁月蹉跎之中，一方面感慨“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迟”，一方面仍然高歌“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引用晋朝刘琨和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表明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安邦济世的壮心。 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文天祥任江西安抚使等职。他的祖母刘氏去世，本应守孝，但迫于严峻的形势，只能变卖家产，带孝服从戎，招募义士，赶赴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他被派遣守卫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但因宋廷的部署失策，加之其他将领的怯战，他的一支部队虽然在常州英勇战斗，许多将士壮烈牺牲，却无补于败局。宋廷又将他召回临安。次年正月，元军兵临城下，南宋的官员纷纷逃遁，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任右丞相。听政的谢太后根本没有抗击的打算，只是命令文天祥率领若干要员，到元军中和谈。文天祥到敌军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辩，并且痛斥降元的官员。元朝统帅伯颜很快发现，唯有文天祥是个伟丈夫，就乘机将他扣留。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过了大江，他历尽艰险，终于逃脱，泛海南下温州。正所谓“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尽管临安已失守，文天祥仍怀着救亡图存、再造乾坤的宏愿，来到宋端宗的行都福州。文天祥主张出兵温州，因与当时的掌政者陈宜中、张世杰等意见不合，最后只能以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开设都督府，进驻汀州（今福建长汀），出兵江西。不料文天祥到汀州之后，福州随即失陷，小朝廷浮海南逃广东。他只得于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移屯漳州，又转入梅州（今广东梅县）。面对不断的挫折，文天祥毫不气馁，仍怀抱着复兴之志，部署经略江西，并于同年五月进军江西赣州。六月三日，宋军在雩都县大捷，一时声威颇盛。然而，元军凭借强大军队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他又转战在广东一带。十二月，元军发动奇袭，文天祥不幸在潮阳县五坡岭被俘。他试图吞药自尽，却没死。文天祥被俘后，抗节不屈。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将张弘范押文天祥前往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遂赋《过零丁洋》诗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海战是南宋亡国前的最后一战，文天祥亲所目击，酷烈痛苦，无以胜堪。他坐北舟中，向南恸哭，感叹“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 文天祥被押往元朝的大都（今北京）。在押期间，他庄严宣告：“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元朝君臣大多不忍杀他，将他囚禁狱中，不断派遣各种人前来劝降，其中有文天祥的亲弟文璧，甚至被俘的南宋小皇帝，都被他严词斥责出去。其弟文璧“将惠州城子归附”，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但文天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表示了自己绝不投降的态度。最后，元世祖忽必烈爱惜人才，亲自出面劝降，并许以宰相高位，但文天祥仍然不为所动，回答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在四年阴森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本着“命有死时名不死，身无忧处道还忧”的信念，创作了许多诗歌，总结南宋亡国的教训，诋斥卖国的奸佞，歌颂战友们以身许国的精神，描述人民的苦难，抒发着一个爱国志士的悲壮情怀。他无疑是南宋末期最重要的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正气歌》，堪称千古绝唱。他的诗歌言志抒怀，情文并茂，光彩耀目，堪称中国诗史上的一朵奇葩。 元世祖对文天祥十分器重，他曾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群臣都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元朝虽然统一南北，但国家治理不良，元世祖时已有不少弊政，他身后更甚。面对着不少叛乱和反抗，元世祖终于听从臣僚的劝告，认为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朝的统治。文天祥最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慷慨就义，时年47岁。临刑前，文天祥在所写“自赞”中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表明他是儒家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在起兵抗元前，文天祥的家道是宽裕的，他有一妻二妾二子六女。他在狱中所写的《生日》一诗描述说：“忆昔闲居日，端二逢始生。升堂拜亲寿，抠衣接宾荣。载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诗歌和盈轴，铿戛金石声。”可见生活是比较美满的。但他从事抗元斗争后，幸福家庭被破坏。他的儿女，或是夭亡，或是被蒙古贵族占为奴隶，两个妹夫也以身殉国。为保卫国家，其家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文天祥忠于自己的信念，抛弃优裕的生活，毁家纾难，承受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其民族气节辉耀千古，令后人世代景仰。我常想着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位真的猛士。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近些年来，随着唯洋人是崇、唯金钱是爱、唯实惠是捞的颓靡风气，史学界和屏幕上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例如，有人写书撰文，曲意强辩，否认秦桧是奸细，转弯抹角，要为卖国贼宋高宗和秦桧翻案。甚至还有人提出，不要在中小学历史书中称岳飞、文天祥等为民族英雄。他们所鼓吹和崇尚的，无非是历史领域的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所要贬损和否定的，却正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秀传统。否定民族英雄，就是否定我们的历史。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但如果没有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林则徐、孙中山等许多民族英雄传承和发扬的爱国正气，我们的民族岂不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民族？ 当然，今日中国已成为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但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英雄，不管是汉族、蒙古族、满族还是其他民族的，我们都应当给他们以相应的历史地位。你看，如今欧洲正在一体化，强调各民族大团结。但是，英国人照样隆重纪念特拉法加海战，纪念民族英雄纳尔逊；法国人对圣女贞德的纪念规格，则远远高于我们对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纪念。这些从未影响到欧洲一体化进程。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启示吗？我愿在此提出一个建议，应当把诸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编入中学教科书，让我们国家代复一代的少年知晓，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多么崇高的历史伟人，让文天祥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爱国浩然正气传之万代。正如他在《正气歌》中所说，“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 （作者：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特聘教授） [转载] 王羲之墨迹(摹本)合集Thu Jun 8 22:50:49 2006【 以下文字转载自 Pictures 讨论区 】【 原文由 littlecover 所发表 】王羲之墨迹(摹本)合集 快雪时晴帖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 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 羲之顿首 山阴张侯平安帖 此精平安修载来十余 日诸人近集存想明白 当复悉来无由问 增慨如何帖 羲之白不审尊礼比复 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无 赖寻复白羲之白奉橘帖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 不多得丧乱帖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二谢帖 二谢面未比面迟咏良不 静羲之女爱再拜 想邵儿悉佳 前患者善 所送议当试寻省 左边剧得示帖 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 吾亦劣明日出乃行 不欲触雾故也迟 散王羲之顿首远宦帖 省别具，足下大小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姨母帖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孔侍卫帖 九月十七日羲之报：且因孔侍中信书，想必至。不知领军疾后问。忧悬不能须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羲之报。频有哀祸帖 频有哀祸悲摧切 割不能自胜奈何奈 何省慰增感行穰帖 足下行穰九人还 示应决不大都当佳寒切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书，知问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忧老久悬情。吞食甚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一一。羲之报。初月帖 初月帖，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帖为《唐摹万岁通天帖》之二。王羲之父名“正”,为避父讳,正月”书为“初月”。释文: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济行无人不辨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殊劣方陟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 初月帖之二袁生帖 袁生帖，摹本, 纸本。纵27厘米,横10.3厘米。3行,26字。行草书。日本藤井有邻馆藏。释文：得袁、二谢书，具为慰。 袁生暂至都，已还未？此生至到之怀，吾所□也。上虞帖 上虞帖， 摹本， 纸本。纵23厘米，横26厘米。7行，58字。草书。上海市博物馆藏。又名《夜来腹痛帖》。释文：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书帖 其书帖， 临本， 纸本。3行，24字。草书。此帖为近代罗振玉收录于《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为敦煌文书中所见‘晋人尺牍’中的一件。释文：其书,遂不得付使人,想知之。然其有书,数载何以如此断绝耶。旃罽胡桃帖 旃罽胡桃帖，敦煌石室本，英国大英图书馆藏，已残。为十七帖之一.释文：……回近之，未许口口口。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三月帖 释文: 三月十三日羲之顿首:近返□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胜。更寒外回,足下 如何?吾劣劣,遣问知。王羲之顿首。此事帖 释文：昨□有此事。以与卿共事，每念不以法。然欲不可长。铜山张伯英藏。《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暨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此为唐摹本。长风帖 长风帖 禇遂良临摹本， 纸本。纵27.5厘米，横40.9厘米。11行，102字。草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又分称《长风帖》、《贤室委顿帖》、《四纸飞白帖》 。 释文: 每念长风，不可居忍。昨得其书，既毁顿，又复壮温，深可忧。 知贤室委顿，何以便尔，甚助，耿耿，念劳心。知得廿四日书，得(叔)虎廿二日书， 云新年乃得发。安石昨必欲克潘家，欲克，廿五日也。足下以语张令未? 前所经由， 足下近如似欲见。 今送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七月帖 七月帖，麻纸本。此帖为晋王羲之书的行草书，六行，共50字，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秋月帖》，与《都下帖》装为一卷。此帖经南宋高宗内府收藏后，曾归金章宗。明时此帖在民间，清时又收入内府。此帖当为王氏羸弱乏力之时所书，行笔略显不畅，缺乏遒劲感。游目帖 游目帖，十一行，一百零一字，藏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其书纵逸蹈厉而多变化，然法度森严，线条间极富张力，精神外耀。或认为是元人伪作。以笔法度之，确实近乎赵书。 游目帖局部今雨帖 释文：今日雨后，未果，奉此，想□□能于言话可定便。得书问，永以为训，妙绝无已，当其父转与都下，岂信戴适过，于粗也。羲之。雨后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帖为五行草书尺犊，末款“羲之”，铃有“世南”、“贞观”二墨印，又有“志东奇玩”、“四代相印”、“绍兴”小玺及清内府请藏印。所以鉴为伪书，一是此帖不见于古刻丛帖中，又没有元以前的题识、记载。清初吴其贞《书画记》说此帖：“书法有沉重古雅之气，其纸色是墨水所染者，以为伪物。”安歧《墨缘汇观》以为是“唐模”。以书法论，运笔流滑，结构松懈，虽水平不高，但笔法显示出的转折、顿挫自然，是临写，而非钩摹。纸色深褐，颜色呆滞不自然，如吴其贞所言是染旧。二是帖的书纸，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竹纸，即北宋中期以后才能制造的纸张。三是帖上所铃藏印，细审“世南”、“贞观”两个唐代墨印，都是墨笔画出的；北宋苏辙的“志东奇玩”、“四代相印”，经比较为伪印；只有南宋“绍兴”小玺为真印。综合这几方面的考鉴，该帖的上限约在北宋末期，是以临写的方法伪做出的名人书迹。妹至帖 妹至帖， 摹本，纸本。2行，17字。草书。日本个人藏。释文： 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常视之。大道帖 大道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释文：大道久不下，知先未然耶。--※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http://bbs.nju.edu.cn [FROM: 202.175.104.162]--※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http://bbs.nju.edu.cn [FROM: 172.16.2.33]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Fri Jun 9 23:08:05 2006“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Tue Jun 6 21:45:03 2006)转载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而制造这一价值分裂的“祸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该剧重塑郑成功麾下叛将施琅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大陆新儒生据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即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因为正是它们向现代国家提供了包括国土和人民在内的政治遗产。不仅如此，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对郑成功旧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和”，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有关吴三桂的政治鉴定就是这样出笼的。在国家主义看来，清兵入关和征服中原之前，吴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权力接管之后，他又举兵云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后。这是双料的国家叛徒，应当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两次。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但这势必跟有关国家正义（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杀和被屠杀等等）的公理性常识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唯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义原则，但其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的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会出现严重分歧。 由于国家主义史学家的暧昧立场，上述分歧曾经遭到长期的话语掩蔽。只要查一下历史文献便不难发现，主流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叙事立场是非常暧昧的。基于政治统一战线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说。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总是含糊不清，而双方的专有语词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国家主义喜欢征用民族主义的“民族英雄”和“汉奸”两词来斥责国家叛徒，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借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赞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这种语词交换，只是官方史学价值混乱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终于揭示了这个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以拥郑（成功）派和拥施（琅）派为标志，一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内讧”，已经势不可挡。 中国的华侨社会的历史信念，建立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南洋第一代华侨，是郑和舰队士兵和明帝国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华侨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闽粤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信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洪门”组织遍及全球，构筑着华侨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且为孙中山等近代革命党人的发育，提供了温暖的摇篮。 在厦门鼓浪屿海岸，郑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着来自当地民众的虔诚敬意。台湾的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仅颠覆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动摇整个台湾和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由此引发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第四代儒生发动的“电视劝战”运动，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 崇祯的子孙们——明典保护的必死者 Fri Jun 9 23:13:52 2006崇祯的子孙们——明典保护的必死者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Fri Jun 9 23:00:23 2006)作者：班布尔汗 在诸多亡国之君中，恐怕很难再找出向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是在殚精竭虑、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用死来宣告自己王朝的覆灭。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想尽办法救国而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后路的末代皇帝。曾经与朋友们谈起明之亡，也曾对此大惑不解，即使崇祯自己爱面子到了极点，不肯被人笑作临阵脱逃，但怎么也应该让太子到南京暂避，这样的话，北京即使陷落，他自己即使在煤山自尽，作为陪都的南京也可以立即以太子为中心建立名正言顺无可争议的“救亡政府”，何至于有什么“福、潞之争”以及多次的“北来太子案”？ 可是，崇祯皇帝出了好面子之外，最大的弱点就是多疑，很难想象在他心中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包括他的儿子。自己不去南京是因为面子，而不让儿子去南京，就是多疑——他害怕自己成为李隆基第二，万一要是北京没有失守呢？已经16岁的儿子要是在南京自立为帝，奉自己为太上皇，把自己架空，该怎么办？所以，在担心北京难保玉石俱焚的焦虑中，崇祯皇帝死死拉着他三个儿子与自己一起坐等着北京沉没在农民军的汪洋大海——很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可事实就是如此。 九门相继落入敌手，崇祯可以把皇后、妃子、公主们杀死或赐死，自己也可以一死殉国，但对于三个儿子，总还是存着他们能够逃出去重振社稷的希望，便把他们交给心腹太监们让他们想办法逃出去。但这个太晚的决定并没有挽救皇子们的命运，那些平常里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们可没有什么赤胆忠心，面对北京到处都是农民军的情况，他们或是把皇子都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这还算是仁慈），或是干脆拿着皇子去向大顺军请功，于是，他们全都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取自《甲申核真略》和《定思小纪》的说法）。 李自成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们，而是带着他们去征讨打着“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旗号来和他作对的吴三桂，为的是以皇子来要挟吴三桂——李自成自然不会知道吴三桂后来对南明永历帝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绝不会想出这个主意。在山海关，李自成被吴、满联军击败，接着一败再败，三位皇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摆脱了大顺军，走上了各自不同但最后殊途同归的路。 说“殊途同归”，是因为三位皇子虽然相差了几十年，但最后都死在满清朝廷手中。 先说皇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慈烺，他的身份最尊贵，运气和遭遇也是最差。从大顺军中逃出后，可能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落入满清的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了周家。并和自己的妹妹，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兄妹俩抱头痛哭。然而周家人都是势力小人，哪里会保护安置这位烫手山芋？太子的舅舅周绎出面要刚安顿了两天的太子马上走人。在乱军当中吃够苦头的太子早就一肚子怨愤，再见到这些臣子加亲人的不忠不义，哪里还压得住火？与自己的舅舅大吵起来，以至于双方拳脚相加，终于惊动了邻里和巡捕，周奎见已瞒不住，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举报了。 清摄政王多尔衮无端的抓住了大明王朝的真命天子，按说应该是喜出望外，可事实上明太子的落网并不那么简单，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入侵者，满清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决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中态度的矛盾当中，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的打着他的旗号前赴后继。可如果杀了他，满清精心炮制出来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多尔衮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于是，一场“认证真伪太子”的闹剧上演了。首先是亲人指认，太子外公周奎和舅舅周?/cn>

不一定。相传，在很久以前古代人姓名都是自己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