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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终于来了。没想到，掀起的却是一场轩然大波。

 

满怀期待的打开信封，大红印章下盖着的字，却是：北京中医药学院。这不是我的第三志愿么？而且，这不过是照顾下父母的意愿填的，写写而已。

 

原来，一心想让我学医的妈妈，听了同事建议，认为我的第一志愿填低了，竟然悄悄把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调了个个儿。这一切，在拿到通知书之前，我浑然不知。

 

那是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粮油要靠计划，办什么事，能找熟人走后门，会引来大家羡慕的目光。经历过文革中被红卫兵冲击、下放，看过些世态炎凉，妈妈抱着的愿望朴素而自然：看病很难，能不求人最好。儿子当了医生，全家人看病不就方便了么？

 

“不去上了，明年再考！ ” 我把通知书重重的摔在了墙上，心意已决。无论大人怎么想，对医学，我既无了解，也无兴趣。那些天，家里气氛沉闷，话语间也充满了火药味。没人能读懂我的内心，或者说，愿意听听我的心声。

 

最终，最终，妥协的只能是我。对我们这个普通的平民之家，承受不起太久的等待，或者说太多的不确定了。怀着无奈，我放弃了复读重考。

 

1979年9月，北京初秋一个平常的日子，只身背着行李，我走进了北京中医学院的大门。可以说，别人都是一路欢欣迈进大学校园，我心里却五味杂陈。

 

那个阴差阳错的“志愿”之变，还未能让我释怀、却给我之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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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北京是什么样？春天会有沙尘暴，冬天的雪很厚，风也凛冽，如今海淀区繁华的地段，当年是大片的稻田。

 

北京中医学院在和平街北口，学校后面是一片麦田，就是现在中日友好医院所在的地方。那时，北京城的很多城墙已经拆了，我们学校和外贸大学中间有一段元城墙遗址。其实已看不太出是城墙了，几个土山包，有缺口，也有高地，还种着玉米，城墙根下也是大片麦田。这些麦田属于农村的，当时叫太阳宫人民公社。

 

我们学校在三环路边上，算是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点。两位数的车跑城里，三位数的车跑郊区，和平街北口是13路的终点站，331又从这里出发往郊区跑。我们属于朝阳区，发往海淀的车都是三位数，那时，整个海淀区基本都是农村，

 

而学校呢，给我的印象是：校园不漂亮，学的东西也很不现代化。当时学校的专业远没有现在划分这么细，总共就两个系：中医系和中药系，我在中医系。我们那届，两个系各招一个班，每个班60人，所以一届学生总共就120人。

 

我起初并不喜欢中医，心里还觉得这好多和现代医学不相符啊。一开学就有古文课，后来又是更艰涩的医古文，对很多人都是挑战。最近，北京大学校长念错别字成了事件，我们那个时代，大家真没什么文学底子。我到高中时才学了一点古诗，所幸小时候读了些古典名著，还算有点基础。其实古代不少中医大家文学造诣也很高。“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是张仲景的话，他其实也首先是个文学家。

 

中医的书，传统文化的书，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恶补，去大量记忆。学校还有很多古方，有的不仅是药方，也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知识。我们有门课叫方剂学，当时学生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背500个方子才能过关。每天清晨6点多，天才蒙蒙亮，在中医学院的操场上，都是拿着书摇头晃脑在背诵的学生，这也成了学校一景。

 

追溯起来，我的家族还算和医药有些渊源。爷爷曾经在解放前开有连锁的中药店：万育堂，当时在天津、济南、德州都有分店。从小，我听过爸爸讲爷爷的故事。药堂里，总有知名的老中医坐诊。爷爷乐善好施，也有爱国情怀，接济过共产党人，但解放后却在运动中屡屡落难，最终被遣返回河北农村老家，郁郁而终。那一年，我只有3岁。

 

爷爷与医药结下的缘分，在爸爸那里断掉，却神奇地在我这里延续。尽管刚开始对中医并无兴趣，但在这个全国中医最高的学府里，接触的都是国宝级的老中医，耳濡目染，我也渐渐折服于中医的神奇，开始上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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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尽是像刘渡舟、印会河这样国宝级的老中医。我们上午听课，下午就跟着老中医们出诊，摸脉抄方。

 

有位老教授叫任应秋，他给我们讲中医理论。他的古文好到什么地步呢？《黄帝内经》很古老，历代都有人作注。任教授就跟我们打赌，”你们随便提问，看有我答不上来的么？”我们问，明朝时《黄帝内经》的注点有哪些？他竟然全部说出来了。传说华佗可以倒着背的《难经》，他也随口拈来。当时提倡要懂三世方，他说，不管你懂不懂，先把这三本背下来，就是《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调辨》，背下来你就懂了。

 

我从大三开始实习，去过不少医院。在鼓楼医院时，有位姓刘的医生，下班后他不会马上走，跟学生一起比赛背医古文。我们刚学了《伤寒论》，他说来比一比，看谁背得更多。我后来被日本人认可《伤寒论》功底深，得益于当时在刘医生的影响下勤学苦背。

还有位很有名的教授汪绵之，教我们方记学。他是江苏名医的后代，家传下来很多小儿科的方子，都捐献给国家了。他住处离宿舍楼很近，夏天傍晚，我们常去找他聊天。他说，别信要背多少方子，能背五六个方子就能给人看病了，比如逍遥散让人愉快，很多病都可以用，因为很多病都源于气堵，气顺后就好治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牢记经典方子，举一反三。

 

说起来，逍遥散这个方子我后来在行医中也用得很多。感冒初期可以用；妇女更年期容易上火，气不顺，月经期间痛经、发脾气都可以用。这个方子里面有薄荷、橘子皮，嗓子不舒服，弄点薄荷叶泡水；喝茶时放点薄荷，可清凉；熬汤时放点陈皮，既助消化，又有香味儿。

 

那个年代，老先生们还多，他们严谨治学，不仅功底深厚，还多有个性、风骨，在他们言传身教下，很容易就带来一种学习氛围，这也使得我们这些中小学基础很差的人，在大学里还能打下过硬的学术底子。而且，师生关系也很单纯，聊聊学问，传承知识，像流水一样自然，一代代就这么过来了。传承，不仅是知识，也有为人之道。我们天天跟着老先生们出诊，抄方，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如何行医，也懂得了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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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是个追梦人——一个生殖医学专家的自述》作者：邵辉博士。

—— 日本英医院汉方顾问，卵子特效口服液Shawkea T-1发明者

-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医学博士。

- 多年从事不孕不育研究和治疗，现任日本英医院汉方顾问。

- 日本NHK（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朝日文化等多种媒体专任中医学讲师，日本产业医科大学讲师及「增强健康」杂志总编等职务。

- 邵辉博士从几种中草药中发现的新成分Shawkea T-1，用严谨的生物分子学和基因学检测手段证明，这种成分通过刺激人体脑下垂体，卵巢及子宫的荷尔蒙受体，产生的相关的性激素，能使已老化的卵巢被激活，增强自主排卵，从而在临床上得到极大的成功，成为日本和美国最有效的治疗不孕症的中药之一。此成果也发表于各种国际学会和世界一流杂志。

- 1998年由邵辉博士创立并任职理事长的公益性社团法人「日本不孕症治疗及心理咨询学会」，是以药剂师为主体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学会，会员遍及全日本。该学会定期所举办的中西医学习研究会培养出大批具有中西医不孕治疗专业知识的药剂师，活跃在临床治疗不孕症的第一线。特别是通过对高龄孕前夫妻身体的调整及治疗，有效的改善体质，大幅度提高了日本自然怀孕及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这种前期健康综合辅导治疗，使医学及药学相结合，成为日本治疗不孕症的典型模式，走在了世界不孕症治疗的先端。

- 著书有《解毒革命》《4000年健康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