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后面的没有了，具说是被删了!

中心思想是啥，简单点的说出来听听，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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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方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