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经常有部分极左分子发帖说改革前的中国干部如何清廉没有腐败现象，都是改革开放导致腐败横行等等，其用心相当清楚，无非是想借此否定改革成果，让中国倒退到那个早已被亿万人民唾弃了的封建法西斯分子横行的时代已。  
    为了让这部分故意散布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反改革分子，心服口服停止作恶，就让我们用被他们自诩最清廉的“文革”时期，官场最盛行的腐败事实予以批驳吧。

   谁都知道“文革”的十年是前30年间中国社会最为贫穷的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低层干部，一年到头能混个吃饱穿暖就算好的了，当时的贪官要像现在那样大面积大数额的贪腐当然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他们贪。但是，以权谋财、以权谋利、以权某色，以权某吃，拉关系，走后门、公款吃喝、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代腐败现象在那个时候则一样不少比比皆是，不同的则是数额的大小和面积宽窄而已。

   “文革”期间短缺经济物质匮乏，百姓日常生活用品都要靠“票证”供应。于是老百姓为了弄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老三大件”就要提着“二十响”（香烟）、“手榴弹”（白酒）、“炸药包”（点心）等给有掌控权的官员行贿送礼。农民过节过事，需要购买较多的布匹、蔗糖、好烟、好酒，就要提上“炸药包”（点心）找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供销社主任讨要票证，或者“批条子”，俗称“走后门”。各级干部多吃多占白拿暗偷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粮食饲料严重短缺的赤贫时期，“领导的脸白（体力活少），干部家的娃壮(粮多)，饲养员家的猪肥（偷饲料），”都是公开的“秘密”。“文革”期间，基层干部腐败程度不大并非是觉悟高，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基层干部手中掌控的公共资源少，自由裁量权较小而已。   

    再看“文革”期间的人事腐败：招工、参军、提干转干、“以工代干”、调动工作，推荐“工兵学员”，“知青”回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等都得“靠山头”，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和关系户的出路较宽，无权无势者靠边站，处于政治贱民阶层的“狗崽子”们根本没有机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的流行语与今年的雷人 语“我爸是李刚”大体相似。

  “高干子弟”是那个时期的“明星”，因此，追逐“高干子弟”现象与现在的傍大款一模一样，“冒充高干子弟”的案件层出不穷。从基层看，干部们的子弟享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出路。小的时候，常听农业社的长辈说干部子弟的就业现象：“一干二工三教员，球吊不收当社员。”就是一个有力的写照。

    “文革”期间，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抓得特别紧，但是，权色交易依然在私下进行。城市干部利用职权大搞流氓活动、农村干部利用权利奸淫插队女知青，造反派头头利用权力诱奸强奸女演员，红卫兵头目利用权力诱奸强奸女教师等“花案”等等性腐败现象谁敢说是造谣？。当然中下层干部权色交易问题没有大面积泛滥并不是干部觉悟高，而是特权较小，人身自由少，社会宽容度较低。 而高层干部因腐化堕落倒台的则不在少数，只是公开披露较少。现在，党和政府公开披露领导干部权色交易丑闻，恰恰是一种舆论震慑，一种公开谴责，是反腐防腐措施的显著进步，显示了党和政府防治腐败的决心与态度。却反被极左分子用来攻击否定改革开放的依据，实在是荒谬至极！

    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有一句名言：“彻底否定历史是没有良心，想回到过去是没有头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市场与货币仅仅是人类发明的交易方式和手段，并非为腐败而生。权力进入市场的种种腐败现象是权力不受制约之罪，并非市场经济之过。公开、公平、法治、公正、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恰恰是逐步消解特权，制约腐败的“免疫系统”。

   综上腐败并非是改革所致相反恰恰是“文革”导致的个人权力过度集中没有约束的必然产物，而深化改革还权与民则是抑制腐败消灭贪官的最有效手段。一切反对改革鼓吹倒退的人注定要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